奥密克戎更易感染儿童？病毒学专家：比例更高，原因尚不明确 [2022-01-11]

总之一国之律，必与各国之律相同，然后乃能令国内居住之外国人遵奉，万万无此理，亦万万无此事。

中国法系的法律和中国道德处在这等同一范畴之下，道德范畴的内容随民生而变了的时候，法律思想就可以随道德思想而变。[53] （美）约翰·H.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2页。

我们的分析比较主要以十恶八议为例。不过，在经历了秦朝暴政之后，对法制的治世功能多有保留，强调以儒家的仁政加以羁縻，经义决狱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最后他貌似公允地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法律和道德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10]于此而论，西方的权利观念是发展变化的，除了因应观念自身的逻辑进展，更得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急剧改变。《唐律疏议》卷二 名例８．八议者[85] 这一点对耶林而言也许未必恰当，他的《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的权利（Recht）一词，就含有法律与权利两义，但即使如耶林，他也是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Recht，而不是使二者相混淆。

[71]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黑体字或重点号是原文中的。第四卷是关于契约和诉讼程序的规定。[86]只是在宗法社会中，道德伦理关系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是历史条件使然（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论及）。

[42]这里用旧道德与新法律比较，而不是用旧道德与新道德、旧法律与新法律对比，这就难免类比失当了。[53]在接下来的评述中，他指出中国的天命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在法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我们说西方法系忽略了道德的因素，会遭到不少西方法学家的指斥，最能代表他们发言的可能会是庞德，他在他的《法律与道德》中，横贯西方2400年的法制史，从三个视角审视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他仍在讴歌中华法系的历史长存，却未曾警醒到中华法系的时代悲歌和西方法系的虎踞鲸吞。

它和另一些爱好很相像，特别是和对荣誉的爱好很相像，如果这种爱好幸而是有益于公众从而是合乎责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荣誉的爱好，那么这种爱好应受到称赞、鼓励，却不值得高度推崇。因此，伊斯兰法律既有宗教化的形式，更有宗教性的内容。

因而，我们法律上有关过失的注意义务标准，公平竞争标准，受托人的诚实管理标准，罗马法上有关特殊交易的诚实信用标准，或者说罗马法上关于一个谨慎而又勤勉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此类情况下的行为标准，都包含了一种有关公正或公理的理念。精确而言，德、礼、刑就算都是手段或方法，各尽其用，各得其所，分为本、用，好像未得其实。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的重心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学从属于伦理学的老观点又得到复兴，庞德特别提到：早在1878年，耶利内克就完成了从法律和道德的对立，到法律从属于道德的转变。60—66条，针对果园经营问题。

是对尊亲属的危害，也属于家庭伦理道德的范畴。在形式上，中华法系中的道德体现，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融汇，二者呈现出有机统一的态势。到了古罗马法律家那里，依据自然的正当或公正，借由自然或自然法成为法律，由此也开启了根据道德识别法律的做法。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国法大全》中的《法学总论》，亦称《法学阶梯》，查士丁尼称其包括全部法学的基本原理，是学习罗马法的主要著作。

因此，法律是需要价值遵循的，是需要根本依托的，这个根本遵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凝结成《唐律疏议》中的点睛之笔：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始终要强调的，是法律对恶的对立的规范，这是法律的核心，是世界所有法系都遵循的（只是有些不自觉而已），中华法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恶的对立的规范在范围上更广，在形式上更多样，在法理上更自觉。

其核心是维护种姓制度，以法律形式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不平等地位固定下来，加以神圣化，规定婆罗门享有一切特权，首陀罗为最低等级，要服从高级种姓的统治。7、实用规则对抗法律规则。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德礼和刑罚都是政教之用，真正的本是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和谐、秩序的井然，德礼和刑罚都是为此而用的。道与德二字连举始见于《荀子·劝学》：故学至夫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是人性恶的约束遏止，因而是间接的。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斗，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礼、刑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同源于人性，异流为德、礼、刑，最终是对道的遵循，让人性得到正当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德、礼、刑又是殊途而同归的。所以，在伊斯兰的民商法中，有关于自愿捐赠的强制性规定。

而康德则使实在法或曰习惯权利与理想道德实体产生了对立，由此又与法律准则——自然法——产生了对立[12]。这一工作由另两个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开其端。

[29]试图通过贫富分化的改变来杜绝社会犯罪。6、中华法律文化追求息讼，国家的司法救济没有发展起来。

对以上情况蔡枢衡先生看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沈派和反沈派[38]生硬分割，各作一面的功夫，各保一面的胜利。话说回来，法律是应该有义理支撑的，没有义理支撑的法律，不仅蔓散无序，而且容易滋生任性恶法。

以致章太炎先生讥之为经之虮虱，法之秕稗。以下犯上，违背社会伦理道德。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行为不论怎行合乎责任，不论多么值得称赞，都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凡是犯十恶之人，不在八议之列。

礼即伦理，这里涉及的是对皇帝（国家象征）的礼的侵害，所以列入十恶。伦理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体现，当然不止于十恶八议中，但这两部分是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便于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和更明白地阐释。

[10]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四、权利与法。，不知他说的哪个时期，这样一竿子扫来，难道看不到中国还有太平盛世的年代？最后他却说：它们（法律）与习俗和家庭合起来，却使中国在20世纪以前获得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

《法学总论》有一序言，另分四卷，计九十八篇，第一卷是关于人的规定，即关于私法的主体的规定。从以上八议之人来看，主要还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的，其中道德者居多。

何意志概括中华法系的特征有七：1、中华法律文化是礼文化，它体现了法与礼的统一。其实《唐律疏议》中对此似乎也有交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25]另一个搅攘中国法制史的大问题是德与法和善与恶。与达维德相反，威格摩尔对中国法律有更多的敬意，他在谈到中华法系时一开始就写到：按起源来讲，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法系是中华法系，其历史发端于公元前2500年。

第十一表前五表的补充，仅一条。他对道德在中华法系中作用的理解并不真确，更不可能触及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

三 坚持对恶的对立的规范我们不同意中华法系中道德与法律相混淆的说法，更不同意道德主宰了法律的说法。如果说用法律制裁、调整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是世界各法系中或多或少都有的内容，那么，用法律的方式间接地奖掖、鼓励人们对良好的道德伦理的追求，则是《唐律疏议》不同凡响之处，是世界其他法系所无而中华法系独有的创设。

据江庸氏记载：当《刑法草案》告成提交资政院议决之顷，朝野之守旧者将法制与礼教观念混而为一，多不慊于新法，群起而讥议之。这一条之下所列犯例甚多，对每一犯例【疏】议都有说明，这里不一一列举。